山西襄汾“829”重大坍塌事故敲响农村自建房安全警钟。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了解到，多年来，农村自建房近乎“野蛮生长”：没有规范的施工图纸，请的工人大多是农村“土师傅”，对建材的选择主要是根据经济实力。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发展，一些农村自建房变身经营性场所，简单随意地改扩建，使得安全风险陡增。（9月7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

  一起襄汾“829”重大坍塌事故，让我们把关注目标转移到自建房的安全问题上。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介绍，“我国农村基数庞大，农房数量众多。农房建设高峰期大概是在2000年，经过10到20年的常规使用的寿命，现在到了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。”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最近这些年，农村自建房的安全问题可能会“集中爆发”，这对农村安全而言，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。

  只是遗憾的是，虽然农村自建房数量庞大，但却处于法律监管的“真空地带”。根据《建筑法》第83条第3款规定：“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，不适应本法。”而《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16条也规定，农民自建两层以下（含两层）住宅工程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。梳理跟建筑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难发现，农村自建房基本上处于“三不管地带”，一切全靠自己。这般现实下，农村自建房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，便也是毫不意外的事情。

  值得肯定的是，早在2014年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》提出，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，村民应向乡、镇人民政府提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书面申请。因为人力、财力等现实方面的难题，这样的意见在很多地方并没有严格落实到位。此外，书面申请之后的事务也没有过多的涉及，如质量监管的问题，如房屋验收的问题等等。换言之，书面申请给人的感觉，只是一个备案的意思，并不能给农村自建房带来足够实实在在的“安全感”。

  这般局面下，弥补相关的制度漏洞迫在眉睫。根据此前的社会共识，确保自建房的安全，尤其是自建房转为经营性场所的房屋安全，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，这必须格外的重视起来。首先，必须修改与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，明确农村自建房的责任主体，这应该由谁负责？品质衡量准则如何认定？施工资格如何界定？等等，这样一些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细的答案。其次，必须加强对农村自建房尤其是农村经营性场所的安全监管，建立必要的抽查制度、巡查制度，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村自建房的安全。最后，则是要加强宣传教育，让安全常识深入人心，解决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

  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襄汾“829”重大坍塌事故的重演，也不希望生命的陨落，那我们就应该以此事为契机，不断地加强监管、完善法律，集结社会各方的合力，给农村自建房装上必要的“安全阀”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安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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